在公共部门中，发现并纠正错误决策对于提升治理效能至关重要。然而，面对严格的问责制度，个别公职人员选择对问题保持沉默，这种“抑制性建言”的缺失已成为阻碍组织纠错机制运转的关键瓶颈。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私营部门情境，过度依赖公共服务动机（PSM）解释公职人员行为，假设其“天生亲社会”，却无法解释为何在高压环境下，即使具备高水平公共服务动机的公职人员也会选择不建言。近日，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郭晟豪教授以第一作者发表在公共管理顶级期刊Public Management Review上的研究，为理解问责制度如何减弱公职人员的抑制性建言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该研究提出，惩罚回避动机（PAM）作为一种因压力内化而成的内在驱动力，是理解公共部门“逆耳忠言”何以难开的新钥匙。

该研究基于建言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采用三批次纵向研究设计，首次将惩罚回避动机引入公共部门建言行为研究。研究发现，在高压问责环境下，公职人员并非天生不愿建言，而是理性计算后的选择：惩罚回避动机通过增强责备风险（BR）间接削弱抑制性建言。同时，研究区分了促进性建言（提建议）与抑制性建言（指问题）的本质差异，前者是机会导向，后者则是损失导向，因此抑制性建言对惩罚回避动机更为敏感。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职业声誉（OR）是打破沉默困境的关键变量：当公职人员对其职业的社会评价有高度认同时，责备风险对建言的抑制作用显著减弱。

本研究证实了抑制性建言并非难以突破，而是因为缺乏容错机制的制度设计所建构的风险认知。当个体因建言面临潜在的资源损失（社会资本、职业前景）且缺乏制度保护时，不建言便成为资源保存理论（COR）预测的资源保存策略。而高职业声誉作为一种“身份盾牌”，能够使个体将建言重新诠释为专业职责。数据显示，在高职业声誉条件下，责备风险对抑制性建言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这一发现说明，提升公共部门职业声誉不仅是形象塑造，更是建言保护机制。

该研究突破了单纯强调个体道德或领导风格的解释路径，揭示了制度设计对公职人员行为的深层塑造作用。研究成果表明，建立容错机制、降低“非故意错误”的惩罚风险，以及通过专业化建设提升公职人员职业声誉，可能是破解越问责越沉默的关键。这对于当前推进干部行为管理与激励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图1 论文发表截图

相关研究为Public Management Review期刊上发表的题为《How punishment avoidance motivation inhibits prohibitive voice behaviour: the role of blame risk and occupational reputation》的研究成果，郭晟豪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Public Management Review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作为一本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国际同行评议期刊，旨在凝聚共识，发掘公共管理在众多传统学科边缘的跨界学习和概念化潜力，促进跨学科研究。

文章来源：

https://doi.org/10.1080/14719037.2026.2638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