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2日上午，应兰州大学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韩志明教授为学院师生开展了题为“双向清晰化——技术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专题讲座，讲座由王学军教授主持，学院老师、课题组成员十余人参加了讲座。

首先，韩志明指出，清晰性是控制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展开依赖于对社会事实的识别、登记与计算，需要将社会要素转化为可识别、可计量的单位。然而，传统治理中长期存在“能管的看不见，看见的管不着”的结构性张力，可见性由此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双向清晰化”的分析概念：国家以“国家之眼”采集和加工社会事实，推动社会要素的清晰化；社会以“社会之眼”凝视和解读国家行动，使治理过程进入公共视野；两者围绕信息展开持续的双向调适，关系在相互看见中被推向新的均衡。他将双向清晰化区分为“看见—看清—看懂”三个递进层次，看见是对象进入视野的事实状态，看清是被登记、分类与指标化的加工过程，看懂则是信息被解读、归因并转化为行为调适与关系再生产。并进一步以“信息链条×两双眼睛”的矩阵说明，国家之眼与社会之眼在采集、加工、呈现、反馈各环节中既相互对应又彼此交错，信息优势分别转化为治理能力与监督能力，同时也带来新的不对称与盲区。

其次，韩志明提出双向信息交互的若干机制。可见性交换使主体以部分隐私与行为数据的让渡换取治理许可与公共服务；相互调适通过“诉求可见—限时回应—政策调适—再呈现”的闭环，将回应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流程义务；共同生产则表明，诸多社会事实只有国家之眼与社会之眼“合看”才能获得完整图景。他同时提醒，清晰化并非没有成本，信息简化、采集成本、跨部门交易费用、信息安全风险以及地方性知识与个人化知识的流失，形成持续起作用的否定性机制。

最后，韩志明讨论了双向清晰化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将被推向何处。清晰化不是权力的消失，而是权力的迁移，平台作为“第三极”同时中介国家与社会之眼，使“谁对谁可见”的格局更趋复杂。他强调，良治需要透明，也需要“暗区”——不被看见的空间是观点转向与反思的前提，制度的任务不是追求一览无余，而是在“看见”与“不被看见”之间划定可辩护的边界。他还在与斯科特、曼、福柯等理论传统的对话中，将“双向清晰化”定位为一个可检验的中层概念，并提出相互可见性与调适速度、可见性交换的不对称程度与权利主张强度、社会之眼制度化程度与运动式治理依赖等可进一步研究的命题。

讲座尾声，与会师生围绕信息清晰化与模糊治理之间的界限与条件、信息清晰化中的颗粒度与标准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清晰度不对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马翔教授在总结中指出以“信息”这一常被视作治理背景的要素为切口，将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宏大议题转化为可观察、可分析的中层机制，为理解数字时代治理的可见性结构提供了兼具理论纵深与现实关怀的分析路径，对数字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向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